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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“課后服務新政” 對托管行業影響有多大?

                創建時間:2021-07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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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每年的中小學校的春、秋兩個開學季,都是各種政策頻飛、教育話題受關注度最高的季節,在疫情肆虐下的2021年也不例外。2月23日、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,一口氣就推出了“作業不出校門、課后服務全覆蓋、強化學生手機管理、嚴控校外培訓”的四大政策,真可謂“春天里的一聲驚雷”。“四大天王”政策一經出現,立即在關聯度較高的校外托管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,來自全國各地的托管機構校長紛紛同洪偉老師聯系,試圖了解教育部新的指導思想對于行業及自身機構的影響?
      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    針對這個話題,洪偉老師不禁聯想起2017年北京市教委推出的“課后服務全覆蓋”政策、2018年教育部部長關于“課后三點半”的兩會發言、2019年廣東省率先開展的“第三方機構進校園”、2020年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“校內供餐和延時服務”等...結合這么多年各地的政策執行和落地情況、以及對于全國的校外托管機構的觀察和了解,針對教育部的最新發言對于行業的影響?洪偉老師的觀點是:
      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    對于以教育服務為主的托管機構而言,影響可以忽略不計;對于以生活服務為主的托管機構而言,視各地執行情況而定,或輕如鴻毛、或重如泰山。
      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    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?“課后驛站”將主要從以下的三個方面進行分析: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學校和老師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課后服務的具體實施,執行時有許多不確定的細節。例如,執行課后服務的主體誰?學校的任課老師?還是校外的志愿者?抑或是第三方服務機構?課后服務實施的效果評定標準是什么?如何考核一個學校課后服務執行的優劣?校長考核標準除了“升學率”以外是否還有課后服務執行的好壞?如何保證公立校內的老師和校長有動力、有能力、有時間去執行課后服務的內容?經過近幾年北京、廣東等地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,校內老師來執行課后服務的話,需要解決的是激勵機制和考核標準的問題?第三方機構落地執行時,需要解決的是收費政策和監管機制的問題?無論哪一個問題,都足以導致公立學校為主體積極解決課后服務的動力不足。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家長和學生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在“應試教育”的指揮大棒下,任何“非應試”類的教育服務都無法得到根本性的全面普及。課后服務只是解決了學生放學后的看護問題,受制于教師的短缺和服務意愿的原因,單純的看護服務而消耗掉學生2-3個小時的時間,有多少家長會放心選擇?即使課后服務后,學生回到家里不需要象原來那樣還有課后作業在等著,為了成績,家長和學生也會自己加碼“家庭作業”。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公立學校的家庭作業有可能不存在了(這點的落地情況筆者表示懷疑),但是家長的家庭作業會不會更加變本加厲?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從落地實施區域的影響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如上所述,課后服務在各地從2017年開始已經相繼展開,北京率先實施。由于執行時以看護為主,且時間大多執行到17:00點,學校也沒有執行的動力,導致報名者寥寥,2019年-2020年,個別校區一度此項服務無疾而終。廣東地區是國內較早引入第三方服務進校園的模式,由于更多的解決的是原來沒有參加校外托管服務的學生主體,所以基本上對于校外托管機構的生源沒有造成較大的影響。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例如越秀區一家3000+的小學校,參加校內課后服務的人員有500+,但是其校門外的托管機構依然傲然屹立,洪偉老師了解到,那些機構的招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,反而逐年遞增。同時,福建地區也從去年開始落地課后服務政策,那些以生活服務為主的托管機構幾乎“全軍覆沒”,而以教育服務為主的機構反倒創出佳績,生源和營收都是過去幾年的最高記錄。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新政下,校內課后服務火了,校外托管怎么做?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5月15日,2021課后服務生態大會—智慧托管論壇,泛亞聯盟 攜手 中國課后托管教育聯盟主席張洪偉、深圳市校外托管行業協會會長王棕毅、廣州奕林教育集團董事長&CEO劉俊 為全國托管行業從業者帶來趨勢研判、應對策略、案例實操等干貨分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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